1936年10月，美国记者斯诺来到延安对党人进行了采访，毛主席和斯诺进行交谈时透露：“有三本书特别深刻的铭记在了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毛主席说：“马克思的《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克卡朴的《社会主义史》。其中《宣言》我读了不下一百遍。”
毛主席一生酷爱读书，离开家乡前给家人留下诗句：“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在长沙求学期间就对《三国演义》、《红楼梦》、《西厢记》等中国古典名著非常感兴趣。
毛主席曾说：“我一生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一日不读。”
1918年到1920年，毛主席曾经两次来到北京，在北京他结识了李大钊、邓中夏、陈公博、陈独秀等无产阶级革命者。
由于当时苏俄已完成了“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文学作品开始传入北京，在这一期间毛主席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完成了由民主人士向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转变。毛主席在之后能有如此高的理论成就，离不开青年时期的积累。
在后来的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他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到二百个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实际的而不是空洞的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极大提高我党的战斗力量。”
十九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已经在欧洲快速地发展了起来，工业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是欧洲一片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剥削与压迫。
尤其是资本垄断的形成，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日益增大，导致社会的基本矛盾开始显露。工农阶级的处境日益艰难。在经济上，工人阶级受到资本家们的残酷剥削，政治上绝大多数都是由大家族垄断，无产阶级毫无地位可言，社会财富集中在少部分人的手中。
面对着剥削与压迫，欧洲的无产阶级也曾进行过激烈的反抗，比如巴黎公社运动、英国运动、法国里昂工人起义等等。
但是这些工人运动无一例外，全部以失败而告终。这些工人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导致在运动的过程中很容易受到一些不科学思潮的影响。
由于当时德国尚未统一，德意志民族由无数个小部落组成，部落之间经常刀兵相向，民不聊生。在德国人眼里，强大而又统一的法国成为了人间天堂，很多德国工人、政治流亡者都前往了法国。
但是他们大多数都受到了资本的欺压，吃尽了寄人篱下的苦，于是这些底层人组成了流亡者同盟，人数大概百余人，后来的很多工人运动都是由他们领导。
经历了血的教训之后，流亡者同盟意识到，无产阶级运动必须拥有一套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于是同盟成员约瑟夫-莫尔到布鲁塞尔找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恳请他们加入同盟，并对流浪者同盟进行改造。
马克思和恩格斯欣然接受了邀请，流浪者同盟也被改名为了者同盟，二人提出了全新的斗争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恩格斯起草了《信条草案》，后来这份草案经过了多次修改，最终形成了《原理》。1847年11月，者同盟在伦敦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大会上激烈的批判了之前的“空想社会主义”，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
经过激烈的辩论后，同盟认同了马、恩二人的观点，并委托二人起草一个纲领，于是《宣言》就此诞生。
1848年2月24日，《宣言》在伦敦正式出版，后来列宁将马克思主义发扬光大，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宣言》慢慢的变成了了无产阶级革命者心中的“圣经”。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思想传入中国，陈望道翻译了《宣言》并出版，这是第一本被译成中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从1920年开始，毛主席就一直把《宣言》当做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必读书籍之一。《宣言》中指出：“人在当时的最近目标是‘使无产阶级形成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争政权’。”
毛主席对于《宣言》中的这条理论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尤其是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后，毛主席深刻的体会到，中国要想完成革命的胜利，必须推翻蒋介石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统治，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
毛主席不仅自己最喜欢读《宣言》，还鼓励全军、全党的干部都学习这部著作，而且要反复读，用心读。毛主席读书有个习惯，遇见好书，他会读很多遍，而《宣言》他一生中读了不下一百遍。
每当遇上问题时，毛主席总要翻看一下《宣言》，没读一次，他都有新的启发。1939年，毛主席在马列学院发表讲话时说：“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很重要，要理论联系实际。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要精读，读了还要去理解它，要结合中国国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去分析、去探索、去理解，理论和实践结合了，理论才会成为行动的指南。”
1942年，毛主席在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了《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党的高级干部要注意理论学习，要精通马克思主义，要准备读书，从《宣言》读起，要能读数十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书，只有这样，我们的党才能强大起来。”
1943年底，我党在延安开展了读用活动。当时正值延安整风运动的高潮，为了推动整风运动稳步进行，提高干部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咬紧牙关克服持久抗战的艰苦，毛主席为这次读书活动开出了六本书目。
这中间还包括《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运动中的“”幼稚病》、《社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条策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两条路线》。
这六本书中，除了《两条路线》是我党在革命过程中总结的经验教训，其他五本均为马恩列斯的著作，并且把《宣言》放在了五大著作之首。
1949年，我党召开了第七届二中全会，会议决定：“我党干部要学习十二本马列著作，这中间还包括《宣言》。”毛主席看过会议文件之后，在十二本书的目录前面写下了“干部必读”四个字。
新中国成立之后，百废待兴，当时的中国作为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可谓是一穷二白。面对经济建设中遇到的问题，毛主席依然经常翻越《宣言》，并且作了大量笔记。
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局长徐中远曾说：“毛主席看这本书时总是一边看一边记，尤其是这本书中描述的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剥夺资产阶级占有他人劳动、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与传统所有制观念决裂等部分，都进行了密密麻麻的圈画。”
为了方便党内的一些老同志阅读，1963年毛主席提出包括《宣言》在内的三十多本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大字版本。其中《宣言》不仅出了大字版本，还出版了竖排的线月，毛主席邀请了艾思奇等五位专家准备为《宣言》以及其他五部马列著作写一篇序。毛主席主动选择了《宣言》，还说：“要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为《宣言》作注释。”
毛主席参加革命后，不仅对《宣言》的译文版本情有独钟，对英文版的同样非常感兴趣。但是毛主席早点并没有在国外求学的经历，所以英语水平有限。
为了能够读懂英文版的《宣言》，毛主席不惜自学汉语。由于战争年代生活环境极其恶劣，毛主席的英语学习未能持续下去。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日理万机，但是依然把学习英语当成了他的一大爱好。毛主席的国际问题秘书林克回忆：“从1954年秋天开始，毛主席重新学习英语，为了学以致用，他当时选择的英文读物就是《宣言》，这本书的内容比较晦涩，有不少生词，但是毛主席的毅力非常强，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被他写满了注释。”
毫不夸张的说，《宣言》是毛主席后半生的伴侣，毛主席逝世后，工作人员整理他的遗物时，一共发现了六本《宣言》，其中包括两本英文版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导成立了德国社会后，在爱尔福特党代会上通过了《爱尔福特纲领》，德国社会领袖考茨基在德国出版了《爱尔福特纲领解说》。
考茨基还明确的指出：“改造社会的根本途径是铲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夺取无产阶级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爱尔福特纲领解说》第一次较为全面的介绍了阶级分析法。
1920年，新文化运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进步文人开始以《新青年》杂志为主阵地，打响了一场唤醒国民的文化战。
考茨基的这部著作传到中国后，迅速得到了陈独秀的青睐，于是他邀请恽代英将这本考茨基的著作翻译成了中文，并把书名翻译成了《阶级斗争》。
1921年1月，《阶级斗争》在《新青年》出版，一经出版便深深的吸引了毛主席等进步青年。《阶级斗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前资本主义的根基是立于工人享有手工生产工具之上的。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日益发展，工人与手工工具被分开，从而形成了无产的劳动阶级。”
“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各种代替人力的机械被发明后，失业工人的数目慢慢的变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彼此反抗的情形越来越明显。”
自从《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外资被允许在中国开设工厂，大量的赔款成为了中国人民沉重的负担，清政府只可以通过增加税收来搜刮百姓的财富。
百姓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地主剥夺，这就导致贫农阶层永远的成为了地主阶级的奴隶。很多人一年到头面朝黄土，但是依然不足以满足家庭的温饱问题，所以开始有更多的人进入了外企开设的工厂，殊不知等待他们的依然是剥削。
尤其是《红楼梦》，桀骜不驯的贾宝玉对腐朽的封建礼数嗤之以鼻，就像是新文化运动期间高举“民主”、“科学”两大旗帜的进步青年。毛主席经常说：“要把还《红楼梦》当做是历史书、政治书来读，这本书说将的就是阶级斗争。”
毛主席读完恽代英所译的《阶级斗争》之后，更加充实了自己的斗争意识。大革命期间，毛主席通过借鉴《阶级斗争》，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文章。
文章的开门见山的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所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样的一个问题是革命的最要紧的麻烦。”
虽说当时正处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但是毛主席敏锐的发现当时党内有两种极端。第一种是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重和进行合作，忘记了与农民这一庞大群体合作。
第二种是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重组织工人运动，不注意团结的革命力量，同时也忽视了农民了力量。
1923年的“二七”惨案发生后，毛主席深刻的认识到，这两种极端都有很大的局限性，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争取广大农民的支持，农民才是革命队伍最强大的同盟军。
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初步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无产阶级团结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一切半无产阶级（主要是贫苦农民）、小资产阶级（主要是中农），争取中产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以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地主、买办阶级，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统治。”
这篇文章为中国的革命致指明了方向，而毛主席完成这篇文章之前，参考最多的文献便是《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史》的作者为托马斯-克卡朴，出生于英国诺森伯兰郡的一个牧羊人家庭，后来考入了爱丁堡大学文学系，并取得了硕士学位。曾参与过《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社会主义”词条的修订。
为了叙述社会主义发展史，克卡朴决定撰写一本《社会主义史》，该书在1892年首次出版。可惜克卡朴未能见证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早在1912年便已经离世。后来爱德华-辟司对《社会主义史》进行了补充。
这本书传入中国后，由北京大学英语系教师李季翻译。李季曾经是中国上海发起组的15名成员之一，曾经参加过“五四运动”。
在山东中兴煤矿当英文秘书期间，李季目睹了工人们恶劣的工作环境、非人的待遇、微薄了收入，更加坚定了他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决心。
李季在译者序中说：“我国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思潮震荡全国，真有‘一日千里’之势，近一年来新出版的报章杂志有好几百种，都竞谈世界各文明国的新学说，而社会主义尤为讨论的焦点，并很受社会上的欢迎。”李季在翻译《社会主义史》的过程中还得到了蔡元培、胡适、张申府等大师的支持。
蔡元培在《社会主义史》的序言中写道：“俄国多数派政府成立以后，介绍马克思学说的人多起来了，在日刊月刊中常常看见这一类的题目。但切切实实把欧洲社会主义发起以来，一切经过的情形叙述出来的，还没有。李季翻译的柯卡普《社会主义史》用白话译出，于社会主义的学说，叙述得颇详。”
毛主席平生最爱读历史，看过这本《社会主义史》后，他深入分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逐渐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
辞去国家主席的职位后，毛主席有了更多的时间去研读这方面的书籍，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哲学层次的问题。但是在毛主席的书架上始终有《宣言》、《社会主义史》、《阶级斗争》三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