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农动蓬勃兴起，掀起了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革命大风暴，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打击了几千年来封建势力的统治基础。但围绕这一迅猛兴起的农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革命统一战线内部、中国党内,出现了“糟得很”与“好得很”两种思想认识，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如何认识当时的农动和农民问题，迫切地需要从理论上给予回答与指导。

  在中国党内，陈独秀等人不敢公开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农民革命斗争，反而指责农动，压制和反对农民革命，使工人阶级和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1926年9月，《中国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案》中规定了一系列限制农动的办法。这在客观上适应了地主资产阶级压制农动的需要，助长了反动势力的气焰，加速了中间派的动摇，挫伤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

  1926年12月13日至18日，中央特别会议在汉口召开。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指责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等。不少人不同意这种认识。中央委员、湖南区委书记李提出，根据湖南农动的发展的新趋势，应当解决农民土地问题。

  赞同湖南区委的这一主张，提醒中央注意没有掌握武器的问题：“在粤同志有人说，有兵，没有兵，即有一排兵也比有力量。”但这些重要提示都没有引起中央的注意，陈独秀和鲍罗廷“不赞成马上解决土地问题，认为条件不成熟”。不同意这种认识，但自己尚拿不出充足的理由予以辩驳。

  会议接受了陈独秀的意见，最后通过的决议案指出：当前,“各种危险倾向中最主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

  为此，会议规定的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持汪精卫取得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显而易见，这些策略推行的结果，只会单方面地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牺牲工农群众的利益。

  几个月后，说：我后来的观点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开始敏感地注意到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是土地问题和武装问题。

  此时，收到湖南全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电：“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无任感祷！”这为提供了一个实地调查研究的机会，他决心去农村当地考验查证一下真实的情况，农动是真的“过火”、“幼稚”吗？

  12月17日，从汉口到长沙时，湖南正举行工农代表大会。对工农代表在大会上提出的许多问题，一一作答。还参加了大会的议案起草委员会。大会通过了40个决议案，肯定农民以暴力打击土豪劣绅是“革命斗争中所必取的手段”，指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根本铲除土豪劣绅的封建政权，建立农民政权”。认为，“此次决议各案大体还算切实”。显然，这些决议案同12月召开的中央特别会议的方针有明显的不同。

  为了支持快速地发展的农民革命斗争，回答对农动的种种攻击和责难，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前后历时32天，行程七百公里，在湖南当地考验查证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县的农动。他原计划还考察宁乡、新化、宝庆、攸县等县，因时间紧张最后未能成行。

  2月12日，由长沙回到武汉。2月16日，写信给中央，提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已不是宣传而是应立即实行的问题，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

  报告了自己纠正的几个主要错误：“（一）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社会各界一致‘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二）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三）以从来没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

  对于今后农运的方针政策，提出了十点意见。他认为，在农村尚未建立联合战线之前的革命暴动时期，农民一切向封建地主阶级的行动都是对的，过分一点也是对的，不过正不能矫枉。在今天看来一些说法未必周全，但在当时也不是绝对没理由的。所谓“过分”的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逼出来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要推翻在农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不采取一些激烈的手段是难以办到的，这些也是当时湖南农村中的事实。

  鲜明地提出：“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的问题有二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他在信的末尾说，考察的“详情从明日起三四日内写出一个报告送兄处（指中央）察核，并登导报（指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

  随后几天，开始撰写考察报告，写成了著名的《湖南农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有两万多字，从3月5日—4月3日，该报告全文先后连续刊载于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第35、36期合刊及第38、39期上。许多报刊如汉口《民国日报》、《湖南民报》也相继转载。

  3月12日《向导》周刊发表了《报告》的部分内容，但中央宣传部主任彭述之不准继续刊登。中央局委员瞿秋白说：“我赞成这篇文章的全部观点。”他们之所以不让连载，无非是“怕这篇文章拿出去，进一步激起农民的‘越轨’行动，有损与的合作。”接着说：“这样的文章都不敢登，还革什么命？”他把的报告全文交给秘书送汉口长江书店。4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了全文的单行本。

  瞿秋白专门为该书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肯定这篇光辉的著作：“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和土地。……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动》一样。”同时，瞿秋白还将和彭湃称为“农动的王”。

  的这篇报告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不久，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译转载了《向导》刊载的《湖南农动（报告）》。这是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

  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会全会上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称赞这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正是《报告》的发表，加深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农民问题的了解。

  在革命的紧急关头，《报告》的发表，像一盏穿透迷雾的指路明灯，为革命的胜利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有力地推动了当时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动的深入发展，为几个月后秋收起义和湘南暴动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报告》以大量的、生动的事实和精辟的论证驳斥了一切反动派对农动的攻击，批评了陈独秀在农民问题上的非理性认识——“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报告》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初步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为革命的胜利发展指明了方向。

  《报告》明白准确地提出了依靠贫农和团结中农、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战略思想，为从事农动的广大干部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全国农动的发展。《报告》提出了影响当时革命全局的中心问题——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问题，有力地驳斥了一切反动势力对农动的攻击，极大地支持了农民的革命斗争，推动了农动的发展。

  《报告》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地总结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经验，明确地指出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和建立农民武装政权的必要性。《报告》制定了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第一次提出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伟大战略思想，全面地、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在这篇报告中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理论、建立农民武装和农村革命政权的理论，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

  《报告》称“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讴歌农民的“奇勋”，提倡相信群众和支持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坚持在斗争实践中向群众学习，总结群众的斗争经验，并组织群众与引导群众前进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生动发挥和发展。

  在领导中国人民的长期斗争实践中，创造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提出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密切联系群众的路线。历史经验充分表明：党的成长与壮大、革命的胜利与发展，都与群众路线息息相关。

  《报告》的诞生，是重视调查研究的结果。调查研究，是为了全方面了解实情，是实事求是的表现。实事求是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思想活的灵魂。通过一定的调查研究，加深了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提出了一系列真知灼见。这具备极其重大的启示意义：只有发扬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立足于基本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解决中国现实问题。

  总之，《报告》这篇著作，是中国领导农动的纲领性文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民问题杰出的经典文献，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文章摘编自《北京日报》2021年01月25日版，原标题为：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

  原标题：《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瞿秋白：“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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