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69年中苏爆发边境冲突，苏联还在中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并叫嚣对中国的战略武器基地实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美国则开始调整全球战略，在亚洲实行收缩，以增强对苏谈判中的实力基础，从而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一方面，这些都使深感战争危险的增长，以及战争的主要策源地已转向苏联；另一方面，美国在亚洲等地的收缩，以及苏联对外扩张激起各国反抗和谴责，又使认为“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正是在国际战略态势的变化，以及对战争与革命形势做出新判断的背景下，决定在国际斗争中采取主动行动，以制止战争并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这样，一个全新的“三个世界”理论问世了。
人们一般把1974年2月22日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谈话，视为“三个世界”理论的正式提出。然而，在这一理论形成和问世的逻辑过程中，有两个重要环节亦不应被忽视。
其一，20世纪70年代初，就明确将中国定位于第三世界。“三个世界”概念是由西方国际问题专家提出来的，原指社会主义阵营、资本主义阵营，以及夹在其间的新兴独立国家。60年代末，他们开始津津乐道于美、苏、中“大三角”理论。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说他不赞成“大三角”，而喜欢亚非拉。1970年起，他对亚非拉一些国家领导人表示：“我们另一个三角，叫作亚、非、拉。”这表明了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的态度，从而既把中国从西方传统划分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定位中“切割”了出来，又把自己从美、苏、中“大三角”的定位中摆脱了出来。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中国代表团在联大会议上向全世界正式宣告：“中国与绝大多数亚、非、拉国家一样，是属于第三世界的。”同期，在会见外宾时，反复表达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这一定位，是同70年代初试图促使中国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联系在一起的，此后才有1974年同卡翁达谈话中对世界政治格局的具体划分，即把美、苏划到第一世界，把除了日本以外的亚、非、拉美划为第三世界，而把夹于其间的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划为第二世界。它表明，“三个世界”思想的形成，应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
其二，1974年4月，复出不久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经批准，就当今世界的格局、“三个世界”划分的标准、“三个世界”关系中反映出来的世界主要矛盾、“三个世界”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各自的地位、中国在“三个世界”中的定位以及第三世界在经济、政治方面面临的任务等问题，做了系统的阐述。这表明，“三个世界”理论宣告问世，其标志应是在联大特别会议的发言。
由所宣告问世的“三个世界”理论，其要素包括：划分世界政治格局的标准，是经济、军事力量和对外政策；其蕴含的世界主要矛盾，一是霸权主义内部的矛盾，它表现为第一世界争霸可能会引起的战争，二是霸权主义和反霸权主义的矛盾，它表现为第三世界反对美苏霸权主义的革命；由此，三个世界不同的历史地位是，第一世界是人民的敌人，第三世界不再是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夹缝中生存的“中间地带”，而是历史前进的动力，第二世界则具有两重性，是可以在反霸斗争中联合的力量；中国的定位是，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称霸；第三世界国家的任务是，反对超级大国的掠夺，制止它们发起战争。可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抗、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斗争的传统意识形态，均被的“三个世界”理论超越了。
总之，从“一个中间地带”观点的提出，经“两类矛盾、三种力量”和“两个中间地带”的思想，发展到“三个世界”理论的过程，既是深刻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局势一直在变化的过程，也是他观察国际局势的意识形态视角不断转换的过程。
对于的“三个世界”理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1978年9月，他就指出：“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1979年3月，他又进一步指出：“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的评价充分肯定了“三个世界”理论在实践上的功绩：
其一，鼓舞了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尽管世界政治力量对比的改变有其客观的进程，然而，在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而主宰国际关系的状况下，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对第三世界国家发出自己正义的声音，对第二世界国家为维护自身利益而摆脱两个超级大国控制的状况，起到一定的鼓舞作用，从而有利于解构雅尔塔体制，促进新的、公正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建构。
其二，改善了我国的国际环境。由于20世纪60年代全面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扩大，以及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延续，中国在“”初期已在意识形态上承担起世界革命中心的重任，导致以“埋葬帝、修、反”作为国际战略，以“打倒一大片”为外交政策的基点，从而使自己在国际交往中陷于孤立和被动困境。而“三个世界”理论，为中国在外交上改善同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意识形态根据。如果中国没明确自己属于第三世界的定位，而固守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对抗是世界主要矛盾的传统意识形态，是不可能调整外交战略的。正是将自己置于具有共同历史使命和利益要求的第三世界之中，以苏联霸权主义为主要斗争对象，对美国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中国才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此后，在70年代期间，中国与几乎包括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此前仅与法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在内的7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一切都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
其三，在某一种意义上为中国日后的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所说的“三个世界”理论“给我们开辟了道路”，是对这一理论的最高评价。学界一般仅从国际战略的调整来看待“三个世界”理论的实践价值，而往往忽视它的国内价值。正是伴随着“三个世界”理论逐步形成过程中的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中国打开了“窗户”，了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新科技革命推动下科学技术进步、经济繁荣、社会矛盾缓和的事实，而在党内健康力量中逐渐摒弃了“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动人民”的传统意识形态，逐步形成了“安定团结”、追赶世界新科技革命潮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意识形态。1975年在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期间所推出的全面整顿举措，事实上成为改革开放的“预演”，这在某一种意义上确实应归功于“三个世界”理论“给我们开辟了道路”。
的“三个世界”理论之所以能在实践上获得上述功绩，重点是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战略思想，并娴熟地运用国内革命斗争的成功经验，正确分析和判断经过60年代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后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化，超越以社会制度和阶级划线的传统意识形态束缚，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在战略上调整中国所面对的“敌、我、友”。
对社会群体做经济地位的分析从而确定其政治态度，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根本原则；而根据某一阶段革命所要达到的目标建立起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的策略思想。将这两者有机统一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历史起点。在民主革命时期关于“敌、我、友”的划分，既为中国革命确立了领导阶级，又为中国革命寻找到了广大的主力，同时找到了更广泛的联合力量，从而最大限度地缩小了打击范围。同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世界政治格局的分析，从“一个中间地带”观点发展到“三个世界”理论，意识形态视角也由两大阶级、两大制度的对抗，转向区分“敌、我、友”三个层面，在划“我”时，尽可能找到“我”与最大多数力量的共同点，以扩大“我”的范围（第三世界的反霸力量），同时，尽可能缩小“敌”的范围（第一世界的霸权主义），而将与“我”有矛盾冲突但与最危险的敌人存在可供“我”利用的矛盾的力量，划为“友”的范畴。正如所说：“我们大家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这里很有文章可做。”这是“三个世界”理论留给今天最重要的思想价值。
由于客观历史条件和各种主观原因的制约，的“三个世界”理论，还仅仅是以中国国家利益为出发点而构建的世界政治格局理论，而没能通过世界政治格局变动，透视到潜伏在这些政治格局变动中经济发展潜流的涌动，因而没能进一步揭示世界政治格局变化的根源以及它对时代问题转变可能产生的影响。正确地看到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后果的严重性，但却完全否定了东西方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缓和进程的事实及实际价值，明显夸大了美苏争霸导致战争的现实危险性；他正确地看到了第三世界国家反霸斗争的发展及历史作用，但却忽视了这些国家反霸斗争的注意力已更多地转向发展经济的事实，而高估了它的革命性质以及世界革命的形势。因而没能将“三个世界”这一关于世界政治格局的理论，上升为关于时代主题转换的理论。
造成“三个世界”理论局限性的客观原因在于，事物本质的暴露有一个过程。当时，美国在越南的失败趋势及后果的体现还不明显，而苏联、东欧僵化体制的弊端也未充分暴露。这是历史的局限性。但是，夸大战争现实危险和高估世界革命形势，又有其主观原因，这就是他日益强烈的解放全世界的胸怀和意志，以及对关于战争与革命关系的传统意识形态的固守。
划分“三个世界”的根据之一，是20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事实上的解体。他认为，这完全是因赫鲁晓夫丢掉斯大林甚至列宁的“刀子”所导致的。而列宁和斯大林的“刀子”，对内是“无产阶级专政”，对外则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在同赫鲁晓夫进行意识形态斗争中，“帝国主义就意味着战争”“战争必然引起革命”的思维方式被固守了。他对世界形势关注的兴奋点始终在于：“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是战争呢，还是革命？是发生战争后引起革命呢，还是革命能制止战争？总而言之，现在既不打仗，又不革命，这种状态不会维持很久了。”他认定，“根据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可以断定，如果帝、修、反把第三次世界大战强加在世界人民头上，那只会大大加速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全世界人民起来革命，把一切帝、修、反统统送进坟墓”。
当然，在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必然导致战争，而无产阶级可通过这一机遇发动革命的观点，转化为“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的意识形态的同时，对于战争与革命的主体，并没有固守列宁的结论，而是根据新的形势做了调整：战争的策源地，已由帝国主义转变为想争夺世界霸权的最大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和蜕化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苏联；革命的内容，也已由“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转化为第三世界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的“人民革命”。对“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着重在政治上看问题，得出的是美苏两家的争夺，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战争更危险了；而它们酝酿的战争准备，必然引起世界人民的反抗，革命形势更高涨了，而只有革命才能制止战争。这一调整强化了关于战争与革命关系的意识形态，使忽视了东西方缓和的可能性和经济发展的潮流，以及蕴含于其中的对世界历史走向的价值。他多次强调，现在世界舆论都在讲和平，但我们要研究一下，不要真正相信所谓的永久和平，只要帝国主义的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就不可避免，不是相互之间的战争，就是人民起来革命。而他在这一期间对国内战略考虑的重点之一，就是“要准备打仗”。
强化关于战争与革命关系的传统思维方法，是固守关于经济、政治、战争、革命之间关系的传统意识形态，即把四者关系视为单向、线性关系思维的必然结果。他坚持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但又把它强化为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归结为政治问题；他坚持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但又把它强化为所有的政治问题都必然要通过战争这一途径来解决；他坚持了革命是制止战争的手段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但又把它强化为制止战争的唯一手段是革命。诚然，在当代世界，政治依然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但经济问题并非都能归结为政治问题并让政治无条件地居于核心地位；战争依然是政治的继续，但政治问题未必只有战争一条途径来解决；革命依然是制止战争的手段，但制止战争也未必只有革命这唯一的手段。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
